Learning About Disasters

台大社研所 林钟淑敏 编译

台大社研所 马小萍副教授 汇编

学校可以针对自然灾变与现象来设计班级活动与课程，以帮助学童学习应用数学、自然科学、语言…等能力。探究自然灾变的原因与结果，也可以帮助学童了解自然界的奥秘与不解；以及加强他们对自然界的控制感。

以下提出在不同科别的学习课程上，教师可以进行相关的课程，帮助学童对于自然灾变的了解：

以下分别就课程的类别，堤出课程建议：

（数据源：改编自Marin County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与Santa Cruz County Mental Health两机构的建议）

请学生写下灾变的经验，真诚的将自己的情绪与感受表达出来，不要有过于夸张与戏剧化的描述。

请学生报告神话故事、诗选、文学、原住民文化中的自然灾害故事或是传说、轶闻等。

1.让学生表达对于灾变的的情绪；

2.请学生们依据事件发展一小段的戏剧并将其演出；

3.让学生试做「辩论」活动，如「女性比男性对于压力时有较多的心理准备？」。

1.请学生写下对于灾变不同角度的想法，包括对小区的影响、灾变诉讼、人民利益、地质影响…等；

2.带领学生讨论对于灾变现有的精确报导与煽情报导；

3.将学生写的报导收录并发表在学生特辑上。

利用不同的艺术素材，将灾变的经验创作表达出来，可以个是人创作，也可以集体创作（如，壁画）。

请学生将课程所学的知识，应用在观察与感受灾变后个人的情绪、行为、压力反应上，包括自己创伤后的症状现象；

1.邀请进入灾区的心理健康专家，分享实际与灾民及一线救难人员的工作经验；

2.请学生依据个人经验讨论对于灾变压力的有效处理方式；

3.请学生汇制教育手册，其讨论灾变的情绪与行为反应，以及如何有效因应压力的来临；

4.请学生调查访问同侪及父母，他们面临过最困难与危险的情况为何？是如何因应的？

讨论灾变后的情绪反应，并了解照顾个人情绪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1.讨论压力及危险时身体机能的反应，如肾上腺素；

2.讨论灾变中身体安全与健康的示警，如食物污染、霉菌滋生；

3.邀请公共卫生或心理卫生的专家教学分享。

1.讨论相关灾变的科学问题，如气候变化、地质变化；

2.讨论生物生理机能的反应与因应方式；

3.观察动物与鸟类群聚以抵御环境威胁的情况；

4.观察灾变对于生态环境大小范围的影响。

利用课堂进行关于灾变影响或环境复原效能上的数学问题，如水量消失的容量、地层变动的大小、码头或水坝的蓄水压力。

1.探讨政府机构如何帮助受灾者？是否具有成效？政治意图？

2.检视小区系统，灾变对其影响如何？

3.邀请地方官员介绍灾变预防措施、警报系统、救援管理程序；

4.探讨与救灾相关的政策与法令。

1.请学生报告在居住区已发生过的灾变，了解哪些课题对于未来灾变发生的预警与处理是有益的；

2.请学生访问有历经早期灾变的人，试做口述历史。

灾后停课的学校，最近将让学生陆续返校上课，许多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都担心师生的心理健康情形，纷纷~急于寻求心理专业人员或心理辅导义工进校协助。由于到目前为止，相关单位的一些辅导策略和系统尚未明确化，许多学校不知何处求助，何人可助，应做何事，而感到焦虑，加上心理专业大声急呼，灾后心理复健的应变和急迫性，有些学校便抢先找到大批人马进校协助，有些学校则找不到人而焦虑。如此之灾后心理辅导工作恐怕会形成一种灾难－心理治疗恐慌的栽植吧！笔者认为最适切的方式是找一位专业人员与与校内有关人员形成一个咨询小组，采咨询模式。先运用自己的人力做一些事，以便有时间从容在一个月内找心理辅导单位或人员到校进行心理辅导咨询工作，以建立较适切和统整的灾后心理辅导的必要措施根据笔者的近日所到学校的了解学校主要需优先做的三件事，其它事则就后续情况再加以斟酌各校差异拟就必须之对策。優先的三件事均善用校內的人力即可。 1.  灾后停课的学校，最近将让学生陆续返校上课，许多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都担心师生的心理健康情形，纷纷~急于寻求心理专业人员或心理辅导义工进校协助。由于到目前为止，相关单位的一些辅导策略和系统尚未明确化，许多学校不知何处求助，何人可助，应做何事，而感到焦虑，加上心理专业大声急呼，灾后心理复健的应变和急迫性，有些学校便抢先找到大批人马进校协助，有些学校则找不到人而焦虑。如此之灾后心理辅导工作恐怕会形成一种灾难－心理治疗恐慌的栽植吧！笔者认为最适切的方式是找一位专业人员与与校内有关人员形成一个咨询小组，采咨询模式。先运用自己的人力做一些事，以便有时间从容在一个月内找心理辅导单位或人员到校进行心理辅导咨询工作，以建立较适切和统整的灾后心理辅导的必要措施根据笔者的近日所到学校的了解学校主要需优先做的三件事，其它事则就后续情况再加以斟酌各校差异拟就必须之对策。優先的三件事均善用校內的人力即可。 2.  举行避难逃生演习：目的在增进学生对自身安全的主宰感。由于余震持续发生，学生心理恐慌仍在。当余震来袭，学生惊慌走避最容易发生意外，也对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再次增强。因此，在学生返校的第一天至少在第一周应作这项演练。使学生经验到他们能够迅速而安全离开建物到达安全之处。演练愈熟练愈井然有序，学生愈能感到自己有能力逃离危险，心理安全感可以提升。 3.  举办班级座谈：目的在让学生的心理重返班级团体，并观察可能需进一步心理辅导的学生。这项工作最好由导师与辅导教师，或愿意参加的任课教师参加该班座谈，以利灾后重建班级的心理团体和师生关系。这项工作由校外来的人力介入反而日后失去教师可以协助学生转介的媒介。

 

教师先向学生表达关怀，并说明座谈会的目的和进行程序。 让学生分享这次地震的个人经历和当时情绪。 让学生分享灾后这几天的心情变化和对个人的影响。 让学生发问：学生可能发问题目内容有：（１） 有关个人创伤（２）有关地震教育资料（３）其它相关问题。学宜事前准备创伤调适技巧及简要知识的数据供教师使用，地理老师可以为学校准备地震相关资料。俾便教師回答學生問題。 与学生讨论个人如何进行灾后自我建设计划，最好让学生每个人自写一份，也让生向班级分享。 教师向学生再保证学校已采取安全的相关措施，以即将采取之相关措施，以及学生可运用之心理服务。 在班级座谈过程，教师应观察并检视需作进一步辅导的学生。

本文内容取材自台北县政府委托研究案「灾难救援与社会工作实务探讨─以台北县政府九二一震灾社会暨心理救援与重建模式为例」，感谢萧惠如、赵小瑜、林玉洁担任本研究助理，台北县政府社会局提供相关资料，以及两位匿名审查人的宝贵建议。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921 地震台北县的灾难社会服务为例，探讨灾难救援中的社会服务工作者的角色、任务，及其成效，深度访谈27 位台北县政府、新庄市公所的救灾人员，以及受灾小区的领袖和志工；同时针对460户受灾户(含台北县籍与北迁异地安置受灾户)中可能接触到的家户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社会工作者为主的社会服务相关救灾人员在921震灾中的工作表现，共获得有效问卷182份。访问时间是在2002年7月到9月。藉由受访者回溯921地震的救灾经验，来自我评价救灾的角色扮演与任务达成，以及透过受灾户回溯灾难后的社会需求被满足情况，来评价灾难救援社会服务工作的成效。研究者将灾难救援与重建分为三个阶段：紧急救援、短期安置、灾后重建，来呈现质化资料，发现虽然台北县曾经经历过几次重大灾害，救灾人员在救灾初期仍然是慌乱的，不过，很快地整合出三阶段的社会暨心理重建计划，完成一次颇完整的社会工作救灾经验。总体言，70.7%的受访者对台北县的救灾投入给予正面肯定的评价。此外，受灾户目前的生活适应满意度中，社会暨心理关怀站的服务也是被评价较高者之一。但是仍然有一些未被满足的需求，特别是房贷问题，有待协助。

关键词：灾难救援，灾难救援社会工作，创伤后压力疾患，灾难社会服务，921灾后重建。

壹、前言

任何社会几乎都逃避不了灾难的侵袭，不论是人为的，或是天然的。Grossman(1973)指出灾难(disaster)是人为或非人为的破坏力量，未预警地对人类常态社会功能产生重大的瓦解性影响。常见的人为的灾难包括战争、集体自杀、恐怖攻击、散播毒物、流血镇压、化学爆炸、交通失事、核能外泄等；天然灾难则有水、火、风、旱、虫、震、瘟疫、雪崩、冰雹等灾。人为的灾难可以预防，天然灾难难测，只能透过完善的防灾准备，及快速有效的救援使灾难伤害降至最低。因此，各国政府除了投下心力于灾难预警系统的研发外，无不努力于防灾与救灾的整备工作，以减低灾难的痛苦。

台湾本居风、震灾频繁地区，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或镇压，灾难的发生历代均有。依《台湾省通志》（1972）引述各种地方志书记载，最早有史可稽的风灾是明永历19年4月施琅率舟师攻打澎湖，为飓风飘散而还。如果当时不是台风的天灾解澎湖战争之危，也会是个人为的灾难。至于清朝统治台湾的2百多年中，大小灾害也有近2百次，少有无灾无难之年，多的是一年数灾，如嘉庆20年夏六月葛玛兰地大震，田园陷落，房屋倾倒。秋八月，大雨水成灾，田园为冲沙积压，田禾大损。九月淡水厅地大震，倾损民房，后小震匝月始止。冬十月，彰化大风成灾，农禾大损。冬十二月，淡水厅雨雪，冰坚寸余（台湾省通志，1972：72）。

光复以来，台湾也是天灾频仍，依台湾省通志记载，自1949年至1961年止，本地共发生风灾117次，水灾77次，震灾30次，其他如火灾、旱灾等计388次，总计612次，死亡2019人，受伤1858人。

晚近，灾难并没有远离台湾，风灾几乎是年年报到。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1999年9月21日发生于南投集集附近的大地震。这个地震发生于当天凌晨1点47分12.6秒，也就是大多数台湾人民正处于熟睡的时刻。震央在北纬23.87度、东经120.75度，亦即日月潭西方12.5公里处。震源深度约7至10公里，地震规模芮氏7.3级。地震成因系台湾东部车笼埔断层错动（北自大甲溪，南至浊水溪）所引发的内陆浅层地震，断层地表破裂在主断层长约83公里，东北延段长约22公里，全长约105公里。主震发生时，断层上下错动，地壳挤压所产生的能量，沿着南北走向的断层向外释放，每秒速度约为2到3公里，震动持续至少30秒。断层最大垂直错动达11公尺，最大水平错动也达10公尺以上，平均错动量约4至5公尺，破坏力相当大。断层在线，从大安溪北岸由北而南，包括苗栗县的卓兰，台中县的东势、石岗、丰原、大坑、太平、雾峰，南投县的草屯、中兴新村、名间、竹山、桶头及紧邻车笼埔断层线地区的乡镇市的结构物几乎全遭严重破坏。根据中央气象局名间地震监测站所测得的纪录，地震东侧的震力高达1G，最为激烈，比日本1995年芮士7.2级的的阪神大地震所测得的0.8G震力强大许多，无怪乎，除了对震央附近及断层所经过的台中县市、南投县造成极大的灾害，甚至远在震央150公里外的台北县市，也受到严重波及。

依行政院的统计，到1999年底，总计921地震造成2,453人死亡，11,305人受伤。房屋全倒52,605间，半倒53,133间。农林渔牧损失23亿6,408万元，连同建物、交通、工商业营收损失总计高达新台币3,568亿元（行政院研考会，2000）。其中台北县死亡55人，房屋全倒277户，半倒8百余户，灾情不若中台湾惨重，但也是全台伤亡人数排名第六，房屋毁损排名第七的灾区。

除了921震灾之外，近20年来台湾也发生过不少灾情惨重的灾难，较大者如1984年台北县的海山、煤山、海一矿灾，造成284户家庭破碎。1994年4月26日华航名古屋空难264人罹难。1996年的贺伯台风，水涨基隆河。1997年的温妮台风重创汐止林肯大郡，酿成拖延甚久的灾难症候群（disaster syndrome）。1998年2月16日华航大园空难202人罹难。2001年7月底桃芝台风侵袭中台湾及花莲，93死129失踪，是为台湾近50年来第三大台灾；同年9月，纳莉台风水淹半壁台北县市，重创台北市捷运系统与东区闹市，酿成94死10失踪的惨剧，损失财物达百亿以上。2002年5月25日华航澎湖空难225人罹难。2003年春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肆虐，造成84人死亡，且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便利及工商发展。

灾难发生，除了消防 、工程人员立即投入抢救工作外，社会工作者、医疗卫生人员也是灾难现场不可或缺的救灾人力。当然，其他单位的配合，以及民间力量的引进，更是灾难救援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灾难发生不只是人员伤亡、农作物损毁、房舍倒塌、交通中断，还涉及到更深沉的灾难症候群的问题；灾难受害者每每因个人或家庭的生命、财产受到伤害，以及个人经历到的惊恐而产生各种创伤。而过去无数次的灾难救援中，大家较关心的是救人、救财物，以及灾害救助上，较少关注到非物质的社会服务，尤其是灾难症候群的纾解，更不用说从灾难经验中累积防灾、救灾的知识。

社会工作者及相关救灾人员在921震灾中扮演灾民安置、伤亡抚恤、殡葬处理、悲伤辅导、家庭重建、社会照顾、就学辅导、小区重建、心理辅导、就业辅导等角色。这些工作的进行，使救灾过程中人的重要性被彰显，灾后的社会暨心理重建工作也被关注。

921大地震不但震出百年来在台湾最大的灾难，也震出我国救灾体系严重的瑕疵，至于，因救灾经验而产出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报告、论文数量，更是不在话下。一夕之间，似乎台湾的灾难研究也被摇醒。过去3年来与921震灾救援有关的议题，纷纷被讨论，其中救灾体系、灾害补助、创伤后压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简称PTSD）、紧急医疗、救灾人员的心理调适、灾后重建以及救灾人员的角色等被讨论最多。这些议题讨论，大多以南投县、台中县为例，而以台北县为例的研究与论述极其缺乏，只有苏秀娟、李慧贞、林建志（2000）、利瓦伊庭（2000）、林万亿（2002a,b）等少数几篇。

台北县虽然灾情比南投县、台中县、台中市轻微许多，但是台北县的灾难救援工作却呈现几个特色：灾难救援团队合作顺畅、灾民安置有步骤依进度进行、最早将灾民的住宅问题解决、第一个替受灾户依消费者保护法打团体求偿官司、第一个重建成功完成新住家兴建的、成立社会暨心理关怀站进行为期三年的灾后生活重建工作，以及全面协助灾民北迁异地生活重建的经验(林万亿, 2002b; 黄淑惠等, 2002)。本文的目的即是将上述这些特色中灾难社会服务，加以深入探讨，一方面检验社会工作者及相关救灾人员的角色、任务，及其满足灾民需求的成效，二方面将灾难救援社会工作的经验转化为知识累积，作为其他灾难救援工作的参考。

贰、文献探讨

   本节将探讨与灾难相关的基本知识、灾难管理、灾难社会服务等课题。  一、灾难的性质与受灾者的行为反应

Drabek(1970)指出灾难有下列指标可资区辨：

1、突发性(suddenness)：有些灾难发生前有2到3天的预警期，如台风、飓风、洪水、火山爆发，但是，有些天然灾难的预警期很短，如地震、爆炸、大火、飞机失事、火车相撞等。至于人为的灾难有可能对抗双方已僵持许久，如越战、波斯湾战争，以及美国攻打伊拉克等；也可能突然发动战争，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攻打阿富汗、恐怖份子袭击纽约的911事件，

2、不熟悉(unfamiliarity)：很少人熟悉灾难事件的发生动向、后果。虽然位在地震带台湾、日本、美国加州、墨西哥、秘鲁等，处在台风带上的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以及处在战争边缘的以色列、黎巴嫩、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理应很熟悉灾难的过程与后果，但是，人的健忘使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是生疏的。

3、             未预期(unexpectedness)：台风会不会带来豪雨？豪雨会不会带来土石流？土石流会不会经过民宅？都是不确定。即使汐止市居民被水淹怕了，但是，什么时候淹水？淹多高？从哪里淹起？仍然有太多未知数。

4、             高度的地区性(highly localized in scope)：灾难通常是小区性的，如地震不可能单挑一幢房屋震倒，水灾也不会只淹没一亩良田。

5、警报脉络的变异(warning contexts varied)：在不同地点有不同的生态、法律的警示标准与作法，如墨西哥裔美国人靠口耳相传，依赖非正式的家庭、朋友等社会网络来传递灾难信息，美国白人或黑人则较依赖正式的警报信息。(Fothergill, Maestas & Darlington,1999)

以上5项指标也有部分适用于意外事故(incident)或偶发事故(accident)，其间差异在于影响范围的大小，及损坏的程度。灾难的小区性与毁灭性远大于单一的疏失造成的意外事故或偶发事件。

灾难发生，涉入者包括受害者及其家属、目击者（邻里、路人）、救灾人员（专业与非专业）。每一组人因涉入『人在危机情境中』（person-in-crisis situation）所处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行为反应。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行为反应是社会工作者最关心的。以下是一些要点：

1.    事件发生时：惊吓、麻木、手足无措、痛哭、失控。

2. 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沮丧、悲伤、失落、无力感、罪恶感、无助感、  焦虑、失眠、做恶梦、忧郁、食欲不振、害怕孤独、退缩、压抑、人际关系不良。

3. 复原或重建后期：认知改变、接纳、发展新的问题解决行为、适应新环境。

灾难事件从发生到复原的期间视灾难严重程度而定，通常阶段一到阶段二的期间会延伸4到6周，也就是处理危机的关键期是一、二个月内。而第三阶段则视第一、二阶段介入的积极度，以及灾难所涉及的财物、就业、硬件建设、制度复原情形的良窳而定。

如果灾难被认定为人祸，受害者的愤恨、沮丧、不满情绪一定较天灾为烈。例如921地震中有些大楼倒塌被认定为偷工减料，受灾户的抗争就不断；又如幸存者认定死者是自己没有尽力救援而罹难，其自责、罪恶感、压抑、挫败一定延续较长；又如受灾户认定自助也是一种责任，而不是过度依赖外力支持，行为反应就不会一再出现指责、埋怨、过当的期待。

基于灾难的地区特性，我们有必要从从小区观点来看待灾难所造成的影响。Coulter and Noss(1988)指出以下公众反应对理解灾难有很大的帮助，尤其与健康有关的灾害：

1.如果灾难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靠科学的推测系统来说明灾难的危险性的存在与否变得不重要了。

2.如果大众认为灾难对健康有害，就不可能相信灾难的风险会很低。

3.恐惧、愤怒与无助在灾难发生中是常态的反应，即使这些感觉是无益的。

4.严重的灾难心理反应会随着发生。

5.在危机中，责难特定的个人或组织的情形会扩大。受害者有可能诉诸法律行动，如诉讼。

因此，小区民众怎么来看待灾难，决定了灾难的后续处理的难易，虽然，小区观点不会改变灾难的客观损害事实，但是，却会影响到复原的效果与重建的质量。

有些灾难本身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危机，危机在于个人、家庭、组织内部未解决的困扰，而这些困扰干扰到当前解决危机的能量施展。例如，亲子关系不良、生活适应能力不佳、沟通障碍、价值冲突、制度无法有效运作、权力斗争以及积压已久未被妥善处理的压力等。921震灾凸显了南投县政府与某些乡镇市公所、县议会间的严重不合。例如集集镇长呼吁中央政府把县政府虚级化（中国时报，民89年10月22日，第9版）。相反地，县市政府均反对中央政府将界定房屋全倒半倒的权限跳过县市而直接授权给乡镇市及村里。县市政府指责中央政府不依社会救助法规定而胡乱加码提高伤亡慰助金到死亡1百万元。而中央政府也批评县市政府利用中央震灾补助款来做人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在显示整个救灾体系的混乱导源于行政划分及权力斗争，而精而未尽的省政府存废议题也在此阶段插上一脚，成为权力斗争的一环。

人的求助行为（help-seeking behavior）因当事人对问题的经验与界定，以及文化特质而定。当事人觉得问题很严重，或灾难真的很严重时，求助意愿特别高，自助意愿也高，求助对象涵盖邻里、专业与非专业组织等。灾区的原住民在房屋倒塌后很快地自行找些旧建材，由族人合力重盖一间临时住屋，充分发挥自助精神（至于衍生全倒半倒的认定证据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而汉人不见得会如此做。921震灾期间，受害者迫切期待救援，可想而知，甚至全民都期待921重建加快速度。自助与求助意愿越高，复原的机会越高，救援工作者应善用这个助力。

灾难发生后，受创的个人、家庭、小区、组织会出现脆弱状态(vulnerable states)。人们首先用惯常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因应，如果凭个人的抗衡能力，加上外力的协助，足于化解危机，就会恢复恒常的平衡(homeostatic balance)。俟惯常的方法失败后，就会出现失衡状态(disequilibrium)，或解组。于是，发展创新的方法俾利在新环境中恢复平衡，例如防震技术、压力管理、自助、亲职技巧、购屋选择、人际关系、养生之道等，而这些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增进未来面对新的压力的能力，灾难的损害已难以补救，如果又不能从中获得教训，学习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最大的灾难。

a)    灾难管理

灾难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通常都分为以下4个阶段 (Godschalk, 1991；Banerjee & Gillespie, 1994；丘昌泰，2000；周月清等，2001)：

（一）灾难预防期(pre-disaster prevention)

主要是灾难发生前的防范措施，如灾难性质的分析、灾难风险分析、预警系统的建构、灾难管理政策与规划、防灾教育、防灾措施等，又称「减灾」(mitigation)准备。

（二）灾难整备期(per-disaster preparedness)

指预测灾难可能发生，而先前建立起因应灾难的各种准备，如紧急灾难应变的任务小组组成，因应灾变的作业计划与行动措施，防灾与救灾人员的组训与演练，救灾资源与器材的充实与管理等。

（三）灾难应变期(disaster response)

包括灾难预警、救灾资源的动员、灾难现场指挥系统的建立、紧急救难行动的执行，包括财物、人员、设施的救援，并减少灾害的二度伤害。这也就是真正进入灾难救援阶段了。

（四）灾难复原阶段(post-disaster recovery)

指灾后修复与重建，通常先让受灾地区人民生活回复到平常状态，再进一步求重建与发展。复原的工作包括危险建物的清除、基础工程建设的修建，灾民救济、灾后创伤压力的舒缓，小区生活机能的重建，住宅安置或重建等。

以上4个阶段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前阶段做得好，后阶段就省力；前一个灾难管理得好，后一个灾难就较好管理。

三、灾难救援中的社会服务

灾难救援中，社会工作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海山、煤山矿灾后、，台北县的社会工作员制订了整体性的辅导计划：（徐照美，1984）

1.    心理辅导及精神支持：协助案主家属调适新丧情绪、辅导案主家属了解   情况确认事实、重建家人信心与强化家庭功能，辅导自立自强，并建立未来之计划。

2.    提供积极性、建设性之生活照顾：就业或转案辅导、子女教育补助、医疗补助、协助案主制定经济计划、比照低收入户予以特别照顾等。

3.    追踪辅导：经常性访视，提供实时之服务与解决困难。

上述3个任务并未包括抢救过程中的紧急安置。Zakour（1996）对灾难社会服务（disaster social services）目标的界定如下：(1)提供所需资源给弱势者与脆弱的人口群，(2) 预防严重的健康与心理健康后果，(3) 链接个人与资源系统，(4) 使多种资源系统更具近便性，(5) 改变微视与巨视体系以增进案主福祉。

周月清等（2001）研究发现在921震灾紧急救援期间，社会工作者最常介入的任务依序是：(1)对受灾个人及家属的支持，(2)协助个人与资源的连结及增加多元性资源的接近性，(3)防止灾民有更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4)预防个人、家庭的瓦解，(5)改变微视体系，促进受灾居民之福祉，(6)改变巨视体系，促进受灾居民之福祉，(7)其他。

而到了重建阶段（3周以后），这些任务有些许调整，顺序变成1、2、3、4、5、7、6，另增加一项排在最后的预防团体、组织、小区的瓦解。

由于社会工作者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参与救灾的角色扮演也不同，Shahar（1993）以波斯湾战争期间以色列一家医院的社会工作者为例，举出医院社会工作者在紧急灾难时的职责如下：

1.    直接提供对病人与伤亡者的服务：

(1)治疗性介入伤亡者及其家属，(2)住院病人及其家属的后续管理，(3)保证持续照顾与离院后的追踪。

2.    运作成为公众的信息中心：

(1)联结、协调与活化小区中的支持性服务，(2)集中小区中的紧急服务信息，(3)建立区域信息系统，以利大众和医院人员知悉，(4) 设计一套特别的小区社会服务合作方案，俾助于解决后续照顾的相关问题，(5)提供正式与非正式的咨商给医院人员。

Shahar（1993）同时指出从例行工作到「紧急例行工作」（emergency routine）的任务改变，社会工作部门立刻进行组织调整与治疗取向改变，其调整重点如下：(1)组织变迁。变迁工作程序与例行活动，改为24小时值勤。(2)变迁工作团队。配合社会工作者本身的家庭受灾情形与医疗专业需求，改变工作团队的组成。(3)职位轮替。设计一套配合社会工作者个人与家庭因素，以及工作需求的轮值表。(4)实时信息。(5)志工招募与组训。(6)改变疗程。

由于波斯湾战争是长期抗战，就不像一般洪水、飓风、龙卷风或地震、车祸、飞机失事属单一、短期灾难，因此，对灾难后的创伤压力处理，实行的是持续创伤压力疾患（Continous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CTSD）的诊断，而非大家所熟悉的PTSD。两者的差异在于一次创伤与连续多次创伤，但其危机介入与团体治疗程序相似。

在国内外的数据中显示社会工作者参与救灾工作最有名的还有小区教育、支持与训练资源方案（Community Resources for Education, Support, and Training，简称CREST），这是1993年美国密苏里河大水灾在圣路易市（St. Louis）所发展出来的综合性小区灾难救援的危机介入方案，社会工作师与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护理师、咨商师、活动治疗师等共组的救灾服务团体，提供灾后小区心理卫生的危机介入与后续服务。

1982年5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玛丽翁（Marion, Illinois）发生飓风，社会工作者也提供了一套救灾方案（Disaster Relief Project），协助灾民解决灾后创伤压力。1985年9月墨西哥市发生的芮氏8.1级大地震，死亡2万人，50万人无家可归，社会工作者也提供了一套综融的灾后介入方案（Dufka, 1985）。1991年10月发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与柏克莱（Oakland-Berkley）交界的东湾区山丘森林大火，社会工作者也加入提供「多种压力纾解」（multiple stressor debriefing, 简称MSD）的团体给救灾人员（Armstrong and Lund, 1995）。

而所有社会工作者参与救灾经验都告诉我们资源体系的开发与结合，以及对弱势人口群的关怀是社会工作者最被期待的两大任务（Zakour, 1996）。而所谓灾难中的弱势者包括社经地位低下、少数民族等，通常他们较少投保各种灾害保险，较不易接近救灾资源，也较易被救灾组织遗忘，本身也较少参加救灾组织，他们所住的地区往往也较远离救灾资源集中的地区（Zakour,1996）。Cherry and Cherry（1996）针对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重创南佛罗里达州，导致7万5千幢房子受损，14个月后还有不少无家可归者流落各处的社会行动研究，以及Bolin与Stanford（1998）对1994年1月加州北岭（Northridge, California）地震后拉丁裔（Latino）灾民未被满足的需求进行研究，都是典型的把触角伸向弱势族群的例子。

生活重建中心是921震灾重建中最具特色的社会福利服务。依「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所示灾后重建包括四大计划：公共建设、产业重建、生活重建、小区重建。其中生活重建又包括：心灵重建、学校教学及学生辅导、社会救助及福利服务、就业服务、医疗服务及公共卫生等五项次计划。其中与社会福利直接相关的是「社会救助及福利服务计划」，其计划目标为（陈素春，2000）：(1)协助安置灾区弱势同胞，安定生活。(2)辅导丧亲者走出悲伤，适应新生活。(3)透过生活照顾，协助恢复生机。(4)结合政府与民间资源，协助解决灾民困难。(5)凝聚小区意识，重建家园。

在社会救助及福利服务计划中提及针对受灾对象之不同需求，结合宗教及其他民间团体力量，订定各类求助措施，分工合作，提供灾区失依老人、孤儿、身心障碍者及其生活扶助之后协助与照顾，并协助组合屋临时小区意识，协助灾民重建生活。

与生活重建中心类似的是家庭支持中心，事实上，「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中并未明细地提出设置「家庭支持中心」。南投县之所以先于重建计划工作纲领之前推出家庭支持中心的计划，主要是因为灾区出现以下问题（王增勇，2000）：(1)片段且重复的需求调查。(2)基层社工人力不足且素质仍待提升，无法满足灾后衍生的福利需求。(3)民间供给服务的可行性。(4)既有社会福利体系不足或不当，灾后更显局促。(5)灾后社会福利需求甚多，但小区服务资源急待发掘。(6)失业问题急待解决。

据此，在本研究作者、王增勇、曹爱兰、吴玉琴南下协助下，王增勇等人就决定留下来为南投灾区规划「小区家庭支持中心」作为灾区居民接受服务服务的第一线据点。并将受灾情形分为三级，第一级设三个中心，第二级设二处，第三级设一处。小区家庭支持中心的任务包括以下几项（陈婉真，2001）：(1)咨询与转介，(2)个案辅导与管理，(3)居家照顾服务，(4)小区组织。

家支中心由南投县政府向921震灾重建基金会申请补助一年9千余万元，设置了23个中心，于1999年12月15日签约运作，总计有12个民间团体加入承接家支中心的业务。

诚如陶蕃瀛（2000）以中寮乡的小区工作经验为例指出灾后重建工作的原则是：(1)尊重地方小区、发展小区能力。(2)发展基层小区的合作组织与小区基层组织，并重建居民与大社会的共生关系，如小区共生合作农业。(3)发展地方自主教育。

南投的家支中心企图结合普及化、小区化、民营化、服务整合、小区组织等原则（王增勇，2001），其实这是一个颇具气魄的策略，然而，一些外部环境的限制，以及内部行政管理的问题，对家支中心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陈婉真，2001；黄源协，2000）：(1)专业人员的缺乏与流动，(2)公所之间的矛盾与张力，(3)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4)政府更替造成经费的紧缩与政策的转向，(5)县府内部不了解与缺乏支持。

一年后，南投县23个家支中心提供了10,802人次的咨询、1,723转介个案、2,787个辅导个案、201位老人与115为身心障碍者的居家照顾服务，以及192个专业服务活动。果不出所料，南投县的家支中心在2001年底县市长选举后，成为另一个政权轮替下的祭品，家支中心被移转给乡镇市公所管辖，原来与民间的契约终止。新的家支中心是否能突破前两年的一些困境，特别是黄源协（2000）所关心的受委托之团体在地化的问题，以及缺乏适切的追踪与评估体系，以及施教裕（2000）担心的整体组织运作及服务角色功能的厘清，值得关切。

吴志光(2000)指出921震灾死亡、失踪，中央提高慰助金到1 百万，令外界质疑其正当性，且使发放人数与户数创下新纪录达224亿3,416万元。陈世昌(2000)在检讨921震灾救助金发放时，也指出以下5点可再检讨之处：

1. 慰助金一再加码：从原订死亡50万、重伤20万，住屋全倒20万、半倒10万，旋即加码到死亡100万，有浪费救助之嫌。

2. 灾情认定标准一再调整，沟通不良。

3. 住宅毁损认定标准具弹性，且授权村里长、村里干事办理初勘，专业判定能力受质疑。

4. 住屋毁损之慰助以现住户为对象，未扩及未设籍人口，有违社会现实。

5. 住屋毁损之慰助以「户」为发放单位，并规定单身个人应并其共同生活之家户办理，造成其他单身户被排除。

不只政府发放救助金，民间捐款也有一部分被用在救助上，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募到款项。921震灾总计募到289亿4千多万，来自政府所设立的捐款专户108个，民间所设的222个，是少有这样庞大的爱心捐款，以美国2001年9月11日纽约帝国大厦遭到恐怖份子攻击为例，在3个礼拜之内，由30几个组织所募到款项也不过是6亿750余万美金，少于我国921震灾所募到的款项；再比较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被攻击为例，也只不过募到2千1百余万美元(Greene, 2001)。921捐款有130亿由「财团法人921震灾重建基金会」规划使用，94亿属民间团体自行捐募运用，有64亿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然而，这些捐款运用单位彼此间并无横向沟通联系的机制，致无法统整运用，捐款支出项目及援助地区难免有所重复及遗漏之处(汪国仁、陈世昌，2000)。怎么把款项募到是一回事，怎么将钱做最有效的使用，又是一回事，对社会大众的责信是非常重要的(Greene, 2001)。

学童在灾难发生后有些反应是有别于成人的，基本上，儿童是最脆弱的人口群，更应被特别的照顾。Shelby and Tredinnick（1995）研究安德鲁飓风（Hurricane Andrew）对南佛罗里达州（south Florida）造成20万居民无家可归，当时灾难心理健康服务团（Disaste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eam）发现儿童于灾后的丧失感、退化、焦虑、恐惧特别显著。他们就用游戏替代言谈的介入策略，让儿童把创伤经验玩出来。

另一个例子是1999年9月弗洛伊德飓风（Hurricane Floyd）侵袭东南卡罗莱纳州，36小时的暴雨，塔河（Tar river）暴涨五百年防洪频率，造成塔玻罗市（Tarboro）泛滥成灾，该地佩提洛A^＋ （Pattillo A^＋ ）小学的社会工作者在灾后为学童进行治疗性休闲服务（therapeutic recreation service），以减轻儿童的灾后创伤压力（Russoniella and others, 2002）。该校治疗性休闲服务包括四个层次：

1. 征募休闲器材，以利催化学童的成长与发展。

2. 为学童建筑新的游戏场。

3. 培训服务人员使用上述休闲设施的能力。

4. 提供有系统的介入学童灾后的生活与功能受创的复原。

其实，除了治疗性休闲服务方案外，教室的危机介入（Classrooms Crisis Intervention, CCI）也是灾后教师应有的职责，不只是学校社会工作者要有这方面的认识与能力，班级教师或辅导老师都应有一些基本训练，而社会工作者与辅导老师要协助班级教师进行教学危机介入。通常教学危机介入由两个教师（可加入其它专家）担任催化员，如果学生较多，可增加催化员的人数，适当的比例是10位学生1位老师，CCI的过程是：(1)引导，(2)提供事实与澄清传言，(3)分享事件始末，(4)分享反应，(5)充权（empowerment），(6)结束。（Brock, 1998）。这个程序有点像前述的纾解过程，如果学生仍然有不适应情形，教师应将个别转介给心理治疗师或精神科医师进行详细的评估与诊疗。

在921地震后灾后重建计划-生活重建计划中也有「学校教学及学生辅导计划」，可见教育主管单位与社会工作界都深知学童灾后心理复健的重要性。台北县因为有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设置，参与学童心理重建就成为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职责，他们的职责包括（黄韵如，2000）：

(1)追踪辅导因震灾而暂时失学的学生，(2)机动性工作团队，支持灾区学校不足的辅导人力，(3)扮演教育局与灾民的沟通桥梁，(4)加强学校儿童少年灾后心理辅导，(5)扮演学校及区域性的小区资源的桥梁，(6)提供教师相关辅导讯息，以协助教师辅导受灾学童。

不论社会工作者在灾难救援中扮演哪一阶段或哪一环节的工作，总难免会有一些困境，陈正元（1999）在分析台北市社会工作者参与921救灾的一些经验，指出服务很难展开，救援角色的定位模糊与冲突，以及面对死亡的不习惯，都造成社会工作者的两难。其实，不只社会工作者，前曾述及心理师也有同样的反省，不熟悉现场救灾的介入方式是台湾助人专业共同的课题了。莫藜藜与李易蓁（2000）也点出灾难服务中社会工作外展的困难，信息正确性与流通渠道的问题，提供服务与灾民的需求不符，后续重建的问题，以及伦理的问题了。

不过，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在整个救灾工作中的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论在紧急救援阶段、短期安置阶段，抑或重建阶段，都是任务繁重，当然，并非只有社会工作者才能提供灾难社会服务，医疗卫生、就业服务、住宅行政、宗教人士、小区服务、志愿工作等人员都有可能提供灾难社会服务。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定位

灾难研究（disaster research）在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大多集中在救灾组织、小区准备、灾民的反应、社会调适与安置问题、灾难危机管理等（Drabek, 1970；Cherry and Cherry, 1996）。到了1980年代末期，灾难研究有转向投注更多心力在受灾者与救灾者个别或集体的灾难创伤经验上，也就是创伤后压力疾患（PTSD）的问题。

在早期的研究上，Drabek（1970）指出，灾难研究可以依下列三个指标来区分，一是事件后的时间，即当场的研究、事件后一段时间的回溯研究，以及长程的研究；二是抽象的程度高低，即越理论性、模型化或检验假设，即表示抽象性越高，反之，越是事实描述、分析、行动参与，表示抽象性越低。三是系统化程度高低，越多组织被涉入，如小区组织、团体等，则表示系统的复杂性（complexity）越高，越少组织被纳入研究，表示系统越单纯。

就社会工作与灾难救援来说，Zakour（1996）指出以下6项主题是研究的重点：(1)创伤压力介入的成效，(2)救援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3)救灾志工的表现，(4)脆弱人口群的风险管理，(5)灾后小区环境议题，(6)跨文化与国际救灾研究。

过去30多年来的灾难研究的确如Drabek（1970）的预测，有更多对脆弱人口（vulnerable population）的研究，如灾难对老人、儿童、家庭、族群的影响（Cherry and Cherry, 1996）。Fordbam（1998）进而主张灾难研究应让女性看得见，也就是说女性在过去的灾难研究中往往因为研究者的「性别中立主张」（gender-neutral position）而从灾难对女性的影响被忽略了，其实，女性往往是灾难中最弱势的人口群。最近，Fothergill等人（1999）进一步指出，种族、民族的差异对灾难的回应、通报、影响、复原、重建等都有显著的差异，研究者应该注意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期间是2002年7月到9月，在研究时间上是属于事件后2年到3年的研究，回溯台北县政府在921地震救援、复原与重建上的作为，以及评估未被满足的灾难受害者的需求，以作为后续服务转型之参考，就研究解释的功能，以及预测的功能都会有一定的贡献。而就研究的抽象度言，应是抽象偏低的，接近现场的。在就系统的复杂度而言，则有某种程度的复杂性，虽然研究主体是社会局及相关社会暨心理救援单位，但不可避免地纳入县政府、新庄市公所、救援志工，受灾户自助组织等。

本研究采取质化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为主，量化调查为辅的研究。质化研究是以谈话、书写与行为观察所得到的资料作为研究素材，藉由文字与图像来描述现象，从自然情境中收集数据，透过判断、选择主题发展，将数据分类、类型化。因此，Sherman与Reid（1994）认为质化研究的基本元素是判断、抉择、注释与自然情境。Berg（1995）也认为质化研究能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情绪、动机、符号、意义、同理，以及入个人、团体自然生活的主观面相，也就是想要探讨研究对象在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下的生活。

同时，靠量化数据来呈现灾难救援成效，特别是受灾户在3年社会暨心理重建期满，有必要针对其受助经验加以访问，以对照过去(特别在灾后创伤的初期)的经验，检验其改变的程度。由于受访者是以回溯方式来回答问题，可能会有时序错置，或遗忘的情形；受灾户更有可能刻意回避灾变现场经验，因此，必须相互对照，才能使数据正确。而有些刻意遗忘的资料本来就是灾难研究的限制。